男女主角分别是祝凤兰甄皓的其他类型小说《官途不顺？我在私企却风生水起祝凤兰甄皓 番外》，由网络作家“令狐海洋”所著，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本站纯净无弹窗，精彩内容欢迎阅读！小说详情介绍：在小甄庄，有一位长辈，我称他为平二爷爷。平二爷爷个头虽小，但智慧却满满当当。他的思维非常活跃，对问题总有别具一格的见解。面对各种复杂的状况，他都能灵活应变。他分析问题客观公正，无论是家中琐事还是社会上的大事，都能理性地审视。他博学广知，口才极佳，适应能力超强，具备经商的头脑。并且，他能够将众人凝聚在一起，懂得与他人求同存异。他从不恃强凌弱，做事格局宏大，看事富有见识，断事分寸拿捏得当。与此同时，他也有那么一丝狡黠的聪明，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他能通过制作小商品谋利，还擅长与各级掌权者周旋以稳固自身地位。总之，他在社会上赢得了官员与百姓的一致赞赏，是一个颇为复杂多面且颇具能力与手段的人物。他就像一颗闪耀着独特光芒的星星，在生活的天空中绽放...
《官途不顺？我在私企却风生水起祝凤兰甄皓 番外》精彩片段
在小甄庄，有一位长辈，我称他为平二爷爷。平二爷爷个头虽小，但智慧却满满当当。他的思维非常活跃，对问题总有别具一格的见解。面对各种复杂的状况，他都能灵活应变。他分析问题客观公正，无论是家中琐事还是社会上的大事，都能理性地审视。他博学广知，口才极佳，适应能力超强，具备经商的头脑。并且，他能够将众人凝聚在一起，懂得与他人求同存异。他从不恃强凌弱，做事格局宏大，看事富有见识，断事分寸拿捏得当。与此同时，他也有那么一丝狡黠的聪明，在那个特殊的时期，他能通过制作小商品谋利，还擅长与各级掌权者周旋以稳固自身地位。总之，他在社会上赢得了官员与百姓的一致赞赏，是一个颇为复杂多面且颇具能力与手段的人物。他就像一颗闪耀着独特光芒的星星，在生活的天空中绽放着属于自己的光彩。
平二爷爷曾到我家做我父母的工作，让他们要考虑到我的前途，凡事再让三分。父母表示接受他的意见。我在一旁对平二爷爷说：“我父亲早就让着他们了，这些人经常找麻烦。”平二爷爷说：“再忍一忍，让一让。”我突然想起在学校郝校长说的一句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平二爷爷说：“是啊，现在，整个国家都在说‘树欲静，而风不止’，不知谁是树，谁是风啊！”父亲不识字，问我是什么意思，我母亲在一旁说：“就是说，树想不动，风刮个不停，能怪树吗？”父亲立即说：“对，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想平和，人家不让，没有办法。”我对父母说：“我们听平二爷爷的话。顺其自然吧！”
一天中午，我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突然，隐约听到不远处庄园的河里，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我的名字。我立刻奔跑过去。到了河边，只见庄上的友三爷爷在河水中挣扎，旁边还有一头牛在拍打着浪花。牛的边上还有一个黑团子忽隐忽现。我不顾一切，纵身跳进水中，把友三爷爷托出水面，进而拉上岸去。那时已值深秋，水中凉气嗖嗖。友三爷爷上岸后抹了一把脸，急促地说：“牛！牛！快救小牛！”我立马明白，原来水中忽隐忽现的是刚出生的小牛。我迅速下水，一个猛子扎进水里，钻进小牛的肚皮下，双手找到小牛的前后腿，抓紧后把小牛扛出水面。此时这小牛还在甩头吐水。我一股气把它扛出水面，放在离河边较远的草边。再回头将大牛撵上岸来。
友三爷爷告诉我，这大牛昨天才产下小牛，今天不小心将小牛挤掉河里，小牛溺水后，大牛护犊心切下水施救，结果都困在水里不得动弹。等友三爷爷照看好其它牛回头看到这一幕时，他不顾一切立刻下水施救。结果连自己也掉进河里不得上岸。如果我不及时赶来，不光小牛会溺水而亡，大牛也会得病，连友三爷爷也性命难保。友三爷爷叫甄恩友，是甄氏八兄弟之一，他是老共产党员，因年岁偏大，在生产队负责养牛。这次险些人牛两亡。
因为我们生产队靠街头，离公社只需十五分钟步行路程。友三爷爷当天下午就到公社找到惠书记，讲了抢救他和牛的全过程。惠书记连连说好。惠书记第二天一早就叫公社通讯员来采访我，我推托要上学校，不想接受采访。我觉得这只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值得宣扬的。但通讯员却不依不饶，说这是弘扬正能量的好事，一定要我配合。在他的再三劝说下，我只好简单地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在岁月悠悠的长河中，有一道如璀璨星辰般的光芒，始终照亮着我的心房，那便是父母给予的爱。
我的母亲，身材中等偏高，她的身姿犹如从古典画卷中袅袅走出的佳人。
那优雅端庄的气质，仿佛与生俱来。
她的面庞，恰似春日里绽放得最为绚烂的花朵，恬静与甜美交织，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母亲虽非名门之后，但她通情达理，言辞之间闪烁着睿智的光芒。！
她的话语如春风拂面，能将世间道理以一种让人易于接受的方式巧妙表达。
在我们周围的村庄里，母亲就像是一位智慧的使者。
每当有人因琐事争吵、道理混乱时，只要母亲一番劝说，那纠结的局面瞬间便能豁然开朗，道理也变得清晰明了。
邻里乡亲对她赞誉有加，每一个见到她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敬重之情。
一个阳光温暖的午后，金色的阳光洒在院子里。
母亲静静地坐在小板凳上，手中熟练地缝补着衣物。
她一边忙碌着，一边轻声细语地和奶奶聊天。“妈，您看这衣服补补还能穿，咱过日子就得精打细算。”奶奶微笑着点头，眼中满是慈爱，“是呀，你这媳妇就是会过日子。”
母亲笑了笑，眼神中闪烁着温柔与坚定。那一刻，母亲的眼神仿佛能穿透时光，让人感受到一种深沉的爱和对生活的执着。
在我们家庭里，母亲是睿智的象征。家里但凡有重大决策、内部和外部的重要举措，以及面向亲戚朋友和社会处理各类事务时，父亲思考问题总是不如母亲全面具体，也不能像母亲那样处理得妥善得当。
所以在我们家，母亲承担着家庭决策人或主心骨的角色。
母亲没嫁给父亲之前，是奶奶当家。奶奶刚毅不屈，父亲也传承了她的这种观念。他们在族群和周围人群中给人一种自我封闭、不易让人亲近和接近的感觉。
而当母亲进入我们家后，改变了这种处事风格。
母亲渴望改变家庭对外交往的方式，她心中有着让家人更好地融入周围环境的强烈愿望。
然而，障碍却摆在眼前，父亲和奶奶的自我封闭观念根深蒂固。但母亲没有放弃，她开始积极行动。
母亲善于与族人和同一区域或生产队的人加强联系、沟通交往和交流，让他们能理解和接近我们家，使我们家与他们成为朋友。
母亲的努力逐渐有了成效，我们家不再像以前那样封闭，生活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母亲是外公外婆的独生女，在她那一代人中没有哥弟姐妹，是独生女的情况非常少见。
而父亲除了两个妹妹外，也再没有同胞亲人。所以我们家就没有什么主要亲戚。
虽然在新社会共产党领导下人人平等，但社会上的不平等才是常态，不公正才是人间正道，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事实。
母亲也看清了这样的现实，在小甄庄，同族同根的兄弟们，多年以来，一直欺负我们这一家孤儿寡母。
尤其这同是长门一家的从大爷爷到二伯父一直如是。
母亲渴望为家庭寻找更多的支持和依靠。
障碍是家庭的孤立无援。于是，母亲经过反复思量后建议父亲：“我们可以向古人那样选择结认一两家异姓兄妹，处好了，会比同族同姓兄弟姐妹更亲更好。”
父亲采纳了母亲的建议。此后，在母亲的操控下，就和同生产队的邢庄两家姓邢的人家结拜为异姓亲戚。
母亲心中充满期待，她积极地与邢家的人交往。
有个叫邢长征的，为人忠厚本份。一家人和我父母性格相似，母亲就主动认他的爱人为姐姐，我们小时候习惯于叫她为大妈妈，她们一家也视我们一家为亲人一般。
虽然相距一河之隔，然逢年过节经常和我们家走动。
还有个叫邢长志的人家，其家属凌凤欣比母亲大概小六七来岁。母亲也主动与她结交为异姓姐妹，母亲认凌凤欣为妹妹，我们称其为二姨娘。在较长一段时期里，这两家人像亲人一样关心和维护我们家。
经父母这样精心谋划，以诚相待，用心相处，我们家在生产队里，做人不再被欺负，做事不再被算计、家庭生活在生产队获得了相对平等或优势的状态。
但好景不长，在“文革”期间因甄家和邢家之间的帮派斗争，迫使这异姓亲戚再无法维持下去。
加之又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挑拨离间而造成破裂，且彼此反目。
尤其在“文革”后期邢长志成为生产队干部后他还刻意对我们家进行了打压甚至迫害。那是后话。
我的父亲，性格直爽明快，坦诚实在。
他明事理、讲情理，平日里虽言语不多，但一旦开口，必定言之有据，言之有理。
父亲生性刚毅，在他的心中，自己仿佛就是正义的化身，对于那些不正派的人，他绝不接近，在他眼里，他们就是小人。
同时，父亲又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只要听闻谁家有困难，他便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全力相助。
记得有一次，东庄老张家说他家的屋顶漏雨了，父亲知道后，二话不说，扛起工具就匆匆赶去帮忙。
当他回来时，满脸疲惫，却带着满足的笑容。“能帮一把是一把，都是乡里乡亲的。”父亲的话语简单而朴实，却如同一股暖流，流淌在每个人的心中。
1958 年，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站在了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共产党中央豪情万丈地发出了“超英赶美”的伟大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生产大跃进”运动如同熊熊烈火般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蔓延开来。
就在这个充满激情与梦想的年代，我来到了这个世界。我的父母正值青春年少，他们都只有 24 岁，风华正茂。而奶奶呢，是一位年富力强的女性，眼神中透着坚毅与睿智。
他们都是那个火红年代的亲身经历者，见证了砸锅变铁大炼钢铁的热潮。那时候，村庄里处处弥漫着炽热的气息，人们的脸上写满了豪情壮志。
铁匠铺里的炉火日夜不熄，铁锤敲击铁块的声音此起彼伏，仿佛在奏响一曲激昂的建设之歌。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在风中飞扬，那股浮夸的风气如同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着人们向前冲。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我的家人充满干劲，他们心中怀揣着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为了建设美好的家园而努力拼搏。
他们坚信，只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
奶奶毫不犹豫地将家里的铁锅铁铲都交给了人民公社的大铁炉，那决绝的身影仿佛在诉说着她对未来的无限憧憬。
她带着一家老小来到生产队的食堂，那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奶奶带着两个姑姑在食堂就餐，母亲则带着两个姐姐在同一个食堂用餐。而我，在 1960 年大食堂解散之前，一直靠吮吸母乳维持生命。那温暖的乳汁，如同生命的源泉，滋养着我幼小的身躯。
回首那段历史，我们仿佛能够听到那个时代的激昂号角，看到人们为了实现国家富强而奋斗的身影。那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挑战的年代，人们用自己的热情和汗水，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篇章。
大食堂关闭，大锅饭散伙后，人们在总结经验教训时，河口集上有个生产大队的干部编了个顺口溜：“入社两三年，没见一分钱，若不是小鸡下几个蛋，断了油和盐。”
这话虽然是大实话，大家心里也都清楚明白，但在当时，这可是非常严重的负面的右倾思想。
如果此人当年是国家公职人员，肯定会被打成右派。
好在他只是个大队干部，所以就只是被撤销了职务。像他这样没有思想觉悟的人，也只能回家当老社员，没法再做基层干部了。
在这场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运动过程中，奶奶不但紧跟潮流，而且还抓住机会，让两个姑姑分别上学读书识字。
奶奶的心中燃烧着一团火，那是对改变命运的渴望。她饱尝了不识字被人欺负的苦头，深知读书识字的重要性。
在她看来，读书识字走到那里都不受人欺负。当时大爷爷家男孩都读过私塾，认得一些字。
人民公社化之后，识字就能做生产队长、生产队会计，做记工员等等。在生产队做干部，不受人欺负，还可少做体力活。
东房平二爷爷（甄恩平）家小孩也都念书识字，西头宜三爷爷（甄恩宜）本人就是记者。
因他在刘邓大军进城后回来探亲，被其老娘扣在家里不让他返城到岗。加上自己又生病，脱离了组织。
后来一直屈居在农村，虽然识一肚子字，但因为脱党脱岗，没党没团没地位，只得在生产队干一辈子农活做一辈子农民。但他让他的孩子们都念书识字。
西头奉大爷爷（甄恩奉）虽自己认字不多，但他能让儿子甄成榴读书，后来做了生产队长。
友三爷爷（甄恩友）他尽管不认字，但参加共产党。为党组织做事，所以他一直鼓动下辈人读书认字。
在这样的氛围下，奶奶认为爸爸甄成湖家有小孩要抚养，并已经二十大几岁了，无法弥补，现在在难也要让两个姑姑念书认字。
然而，当时已经担任生产队队长的二伯父甄成怀却扣了她们的口粮。
两个姑姑放学回来，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食堂，却吃不到饭。
她们的眼神中充满了委屈和无助，那小小的身影在空荡荡的食堂里显得格外孤单。只能靠奶奶还有爸妈她们从自己的口粮中省一点给她们充饥。
奶奶心中的怒火瞬间被点燃，她那倔强的脾气上来了，拖着二伯父要去公社找上级干部评评理。
我奶奶是这二伯父的亲婶娘。二伯父他又怕到公社输了理难看，下不了台。只好以要求两个姑姑放学后再到大食堂帮助做些事为条件，同意增加两份口粮，奶奶才肯罢休。
其实奶奶和我们一家都明白，这二伯父并不是出于公心，而仍然是上辈沿继下来的“近亲嫉妒”和“近亲伤害”所致。
可见在那样的体制和制度下，生产队长“这个土皇帝”权力之大。
不过我两个姑姑很聪明好学，一学期读完了别人一学年的书。大姑完小毕业后，就是因为能认些字，就嫁给了本公社刘圩大队抗美援朝回来的军官李大柱。
结婚后随军到黑龙江农恳工作，也算是甄家出了个人才，奶奶为此深感荣耀。小姑念到初中后赶上了“文革”休学，之后便到东北大姑那里学开拖拉机，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女拖拉机手，备受众人羡慕。
即便在新社会，由于我们家在小甄庄的特殊环境和地位，奶奶和爸妈仍始终带着我们全家老小在夹缝中艰难生存。
犹记得在我懵懂年少之时，不知是因为我是爷爷奶奶这一脉的长孙（爷爷在父亲十岁时便早早离世），还是由于在我降生前已有三个姐姐（其中二姐两岁时就夭折了，现今的二姐实际上应是三姐，只是后来的人已不记得原来的二姐了）。
我不仅被父母、奶奶以及姑姑们当作宝贝一般疼爱有加，就连与奶奶同辈的大奶奶、二奶奶、三奶奶们对我也是格外呵护。
被家长宠溺的孩子往往较为任性且调皮。我儿时的任性可是声名远扬，而顽皮在我们当时那整个前庄后邻更是赫赫有名。
夏日里，水坑如同一块巨大的蓝宝石，我和小伙伴们在水坑里欢快地打水仗，水花四溅，如同绽放的烟花。
我们的笑声在空气中回荡，仿佛在诉说着童年的无忧无虑。
到永丰河里尽情摸鱼，河水清澈见底，鱼儿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弋。我小心翼翼地靠近，双手猛地一扑，却常常扑了个空，但我从不气馁，继续追逐着那些调皮的鱼儿。
房檐下，小麻雀叽叽喳喳地叫着，我机灵地爬上梯子，悄悄地靠近。
我的心跳得厉害，仿佛要跳出嗓子眼。当我快要抓住小麻雀的时候，它们却突然飞走了，留下我在那里懊恼不已。
爬到树上采摘人家的枣，偷吃人家的桃，那甜甜的滋味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
冬天，冰面如同一面巨大的镜子，我在冰面上欢快地打陀螺，陀螺飞速旋转，发出“嗡嗡”的声音。我勇敢地闯过冰河，感受着刺骨的寒冷，却毫不畏惧。
总之，同龄孩子能做的事我会去做，同龄孩子胆小不敢做的事我也照样去做。我的童年，充满了欢笑与泪水，那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美好时光。
孩提时候的往事，如那被岁月之风吹散的云朵，大多都已渐渐模糊，然而，至今依旧清晰地印在脑海中的，是母亲放在粥锅里的那个米布袋子。
那是一个怎样的袋子啊，如同一个小小的宝藏，承载着无尽的希望与温暖。
一锅稀得好似浆糊般的粥汤里，放置着一个约莫鹅蛋大小的布口袋。
每回母亲揭开锅盖，那白色的蒸汽便如同一缕缕轻纱袅袅升起，弥漫在简陋的厨房中。
母亲得用铜勺在那稀粥中捞上好几回才能把这个布袋捞起来。
那时，一家能围着锅台张望的三个孩子，都紧紧地盯着，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期待与渴望。那小小的身影，如同等待喂食的雏鸟，心中满是对美食的向往。
母亲缓缓地将口袋倾倒，那雪白晶亮的米饭如珍珠般璀璨，在昏暗的灯光下散发着圣洁的光芒
几个孩子的惊呼声此起彼伏，“真香啊！妈妈我要吃。”年幼的我抢先喊道，急切的语气中满是孩童的天真与任性。
妈妈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头，轻声说：“别急，儿子，姐姐她们是大孩子了，不会抢弟弟你的米饭吃的。等妈妈挣好多好多的工分，生产队分好多好多的粮食，就让你们每个孩子都能吃上香喷喷的米饭，每天都能吃到。
现在不行啊，生产队没分大米，这一点点大米是外公、外婆省下来给他们的外孙孙吃的。”这番话，看似对着我，实则也是说给两个姐姐听的。
大姐懂事地走到一旁，眼神中闪过一丝失落，但瞬间便被坚强取代。她深知，作为姐姐，要让着弟弟，这是她的责任。
二姐却还在锅台边，贪恋地闻着那一小瓷碗米饭的香味，鼻翼微微翕动，仿佛要将那诱人的香气全部吸进身体里。
妈妈将那比拳头稍大一点的小瓷碗递给二姐，叮嘱道：“迎男呀，你小心地喂你弟弟，可别烫着他，饭太少了，你可别吃噢！”接着转脸对我说：“小皓啊，姐姐要是吃你的饭，你就喊妈妈噢。”说完，小瓷碗便稳稳地落在了二姐的手里。
妈妈去忙她的事了，二姐端着瓷碗，一口一口地喂着我。
米饭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似是世间最美的味道。二姐的眼神中满是温柔与关爱，她小心翼翼地吹着米饭，生怕烫着我。我张着小嘴，如一只嗷嗷待哺的小鸟，等待着二姐的投喂。
彼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生产队每个月仅仅分一次粮食。稻子价格低廉，山芋萝卜却成了主食，三斤山芋萝卜抵得上一斤稻麦。地里收获寥寥，生产队分到家的粮食大多是山芋萝卜，只因数量多，能勉强填饱肚子，所以社员们宁愿要山芋萝卜萝卜，也不要一斤麦子或稻子。每次分粮食，都要到大队去拿一张支条，若没有支条就分粮食，那便是私分。
私分的生产队，队长、会计以及领导班子可要挨批斗，没人敢冒这个险。我们的生产队靠近公社所在地的集镇，得益于这地理优势，也因公社、大队干部要面子做样子的需求，每月都能按时分粮食。一般离公社远的大队，一个月的粮食仅能吃十到十五天，剩下的日子，就野菜野菜、榆树皮、驴蒿根充饥，否则连稀汤都喝不上。
就算是公社机关所在地的大队，也时常有饿死人的事情发生。我们家当时有七口人，刚出生不久的弟弟和两岁的妹妹也有一份口粮。如此一来，我们家每月勉强能够维持二十多天。剩下的日子，全得靠父母想办法解决。本就是稀汤，又如何能省？总不能连稀汤都不喝了吧。
当时河口一带曾流传着“小甄庄一碗稀粥照见亲妈妈”这样的笑话。
勤劳朴实的父母，为了养活一家老小（我奶奶当时虽已和老姑姑单独过日子，但父母也不能不照顾她们），每天在生产队做完事收工后，都会一同前往离我们家大约三四华里路的东涧。
那东涧约有四千多亩的水面，是个低洼的天然藕塘、渔池。夕阳的余晖洒下，东涧如同一片金色的海洋，波光粼粼。父母的身影在那广阔的天地间显得如此渺小，却又无比坚定。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淤泥中，寻找着生命的希望。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它救活了周边无数穷苦人的性命。我的父母，便是这些人中极具代表性的两位。
在我的记忆里，每天晚上，父亲和母亲都会各自挑着一担生藕回来，倒在堂屋的大桌子下面。那生藕带着泥土的气息，仿佛是大自然的馈赠。饿了可以生吃，也可以放水里煮熟了吃，还可以在磨石上擦成藕浆，再煮成稀粥吃，它成了家里维持生命的主食。那时父母已有五个孩子，我和两个姐姐、一个妹妹，还有一个刚刚出世的弟弟。
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我成了全家的宝贝。“惯得让人伤心，一家人谁也不能惹我不高兴”！用当时乡下人常说的话来讲：“要什么就得给什么，我要个头就不能给我个尾。”不光是父母这么做、这么想，就连家里的姊妹们也都深深知晓：皓皓是我们家的“宝”，他要是哭要是闹，大家都不得了。要想有好日子过，就得先把他哄好。
那时的我，并不清楚为何父母、姐妹们都对我这般好，事事都要让着我。但我知道，我的喜欢与不喜欢、开心与不开心，都能让他们格外在意。
有了这种意识后，我遇到不高兴、不开心的事就会大呼小叫。这样的心理在我那幼小的心灵里潜意识地存在着，却也因此成为了日后我习惯于以自我为中心的原因之一。
不过，那时候我时常要两个姐姐带着我玩，闹着让她们给我讲故事。她们总是编造一些鬼神谜语之类的来哄着我，我也特别喜欢她们。所以，每次不管是大姐还是二姐喂饭时，我都会叫她们吃一点，可若被父母看见了，就要被揪耳朵挨骂，甚至挨打。所以她们也不敢放肆地吃我的饭。
有一次，二姐喂我，我想听她讲鬼故事或者在大人不在的时候带着我一起玩耍，便叫二姐多吃点饭。结果我才吃了几口，妈妈见那瓷碗里的饭很快就没了，就猜测是姐姐吃的，就要去揪姐姐的耳朵。
我紧紧拽着妈妈说：“妈，姐姐没有吃我的饭，是我自己吃完的！”妈妈的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对二姐说：“妈妈错怪你了，妈妈也没办法啊”！
妈妈走后，二姐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亲着我的脸说：“弟弟，你真好。”那一幕，如同电影中的画面，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
我知道，新的学期将是一个新的开始，我要以全新的面貌迎接它。
新学期终于来临，我怀着紧张又兴奋的心情踏入了校园。
校园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那棵古老的大树依然静静地矗立在操场边，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
教室里，同学们的欢声笑语回荡在空气中，让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我一改往日调皮捣蛋的性格，埋头学习，认真听讲。每一堂课，我都全神贯注地聆听老师的讲解，不放过任何一个知识点。
自习课上，我也不再顽皮，而是静静地坐在座位上，认真地完成作业。我的努力被老师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何老师家访时对我父母说：“这孩子生病后简直像换了个人。”听到老师的夸奖，我的心中充满了喜悦和自豪。我知道，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很快，我担任了班长，成绩也名列前茅。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责任和压力。我知道，作为班长，我要以身作则，带领同学们一起进步。
我更加努力地学习，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在我的带领下，班级的氛围越来越好，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也越来越高。
此后，我再未因学习或纪律问题被批评指责。我仿佛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在知识的海洋中畅游，不断地充实自己。
一年后，全公社的一场盛会成为了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公社大会堂座无虚席。人们怀着崇敬之情，期待着这场精神盛宴。
我，甄皓，一个年仅十岁出头的孩子，紧张又兴奋地站在小凳子上。胸前佩戴着鲜艳的大红花，手中紧握话筒。
我的心跳如擂鼓般急促，眼神却坚定自信。那一刻，我仿佛站在了世界的中心，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
当我开口，会场瞬间安静下来。我的声音清脆响亮，如清泉流淌在每个人的心田。
我讲述着自己在成长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分享着对知识的渴望和追求。我谈到了自己在学习中的困难和挫折，以及如何克服它们。
我还讲述了自己对未来的憧憬和梦想，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家乡的发展做出贡献。话语充满激情与力量，如燃烧的火种，点燃了人们心中信仰之火。
台下的听众全神贯注地聆听着，眼神中满是敬佩和赞赏。他们时而点头微笑，时而陷入沉思。
我的故事仿佛触动了他们内心深处的那根弦，让他们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结束发言时，会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荣耀与自豪。我知道，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认可，付出有了回报。
在回家的路上，我心情格外舒畅。阳光洒在身上，暖暖的。路边的花朵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为我祝贺。
我知道，这只是一个新的开始。未来的路还很长，我要继续努力，不断前进。我相信，只要我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在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一场盛会刚刚落下帷幕。人们带着满心的感慨与赞叹，陆续走出会场，议论声如同嗡嗡的蜜蜂声，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这男孩讲得真好，小小年纪如此出色，将来必成大器，不知是谁家孩子？”一个穿着朴素的中年妇女微微扬起下巴，眼中满是好奇。
不久，征兵工作开始了，如同一阵风吹过平静的湖面，在大队里掀起了一阵波澜。在体检时，我在大队目测这一关就遭遇了挫折。负责目测的大队赤脚医生冯三先生仰起头看着我，他的眼神中带着一种审视和不屑，那目光让我感觉有些不舒服。“噢！你就是甄皓啊！在大队生产队都已经有了头衔，中学刚毕业就入了党，干得好好的，当什么兵呢？如果将来成了书记家乘龙快婿，名正言顺在大队接替做书记不很好吗？”他的话如同一盆冷水，无情地浇灭了我心中的热情。
我顿时懵了，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各种滋味涌上心头。我怎么也没想到会听到这样一番莫名其妙的言论。我口不从心地说：“我还小，也没那福份，您不要拿我们老百姓家小孩开这种玩笑了呦，您还是抬抬手让我过关去当兵吧。”
我试图用诚恳的话语打动他，希望他能给我一个机会。可冯三先生却不为所动，接着说：“过关！过什么关！你这平足当兵能跑路吗！”我有些生气地说：“您还没看呢，怎就知道我平足？”我对他的武断感到不满，想要为自己争取一下。
冯三先生却满不在乎地说：“看什么？看你的鞋底就知道你是平足！回去吧，丢掉当兵的念头吧！”我还想争辩，可是他已经不再理会我了。我无奈地站在那里，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心中充满了失落和委屈。没办法，这兵就这样没当成，我的梦想仿佛在那一刻破碎了。
第二天，我像一只被激怒的小兽，满肚子的委屈和疑惑。我找到方广田主任，想问个究竟。还没等我开口，方主任就像看穿了我的心思一样，知道了我的来意。“当不当兵对于你来说确实没什么意义，我看你就放弃吧。
至于冯三先生口无遮拦乱说的话你别当真，当然也不是不可能。据我了解，书记确实有个和你年龄相仿的千金，你们两个小孩同岁，今年都是虚十九岁，早着呢。不过，也不要为此事，影响你人生目标的实现哦！”
方主任的一番话，像让我猜谜语一样，又像在关心我、提醒我，搞得我一头雾水。我实在不明白这其中的弯弯绕绕，我只是单纯地想实现自己的梦想，怎么就这么难呢？
其实，直到目前为止，我是不是平足？是不是因为平足才使我当兵体检不过关？我都没弄清楚。这就像一团迷雾，笼罩在我的心头，让我感到无比的压抑。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这当兵体检没过关，还引来了一堆让我困惑的心思。
这心思还无法跟别人沟通与交流，就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找不到出口。我感到无比的迷茫和无助，未来的路该怎么走，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怎么办呢？经过反复思考后，我就像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的行者，终于下定决心：我一定要想方设法，千方百计跳出河口大队甄邢生产队这个小圈子，才能焕发新的生机。说来也巧，正在这时，公社组织一批农业技术人员到海南岛，利用热带冬天可以长稻子的季节优势进行水稻育种。
这个消息就像一道光照进了我黑暗的世界。全公社组织二十七人，由宫主任带队，时间半年，十月份出发，到一九七八年六月份回来。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心中像燃起了一团火，仿佛看到了新的希望。我回来征求二姐意见，二姐不太主张我去，她站在我面前，双手交叉在胸前，自信满满地说：“凭你这样，既可以去参军，又可以去上大学，到海南岛种半年稻子意思不太大。”可我和她想法截然相反，我认为利用半年时间到海南岛可以见见世面，更主要的是可以尽快跳出大队、生产队这个圈子。如果高考开始，回来也不迟，估计今年不会恢复高考。
新中国成立，那是一个充满希望与变革的时代。社会主义制度如同一座坚实的灯塔，照亮了人民前行的道路，让百姓摆脱了剥削的阴霾，真正实现了平等。整个社会都洋溢着欢乐、幸福和阳光，生活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正徐徐展开，蒸蒸日上。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甄家的故事如同万千家庭的缩影，却又有着独特的传奇色彩。
1951 年的春节，对于甄家来说，注定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节日。年过四十的奶奶祝凤兰，历经岁月的沧桑，在这个新的时代，终于一扫过去的辛劳与忧愁。她的脸上不再是往日的疲惫与无奈，取而代之的是满面春风，喜笑颜开。那笑容如同春日里绽放的花朵，温暖而灿烂。
奶奶是个坚强且传统的女人。年轻时便失去了丈夫，独自拉扯大儿子成湖长大，撑起了甄家的门头。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她饱受族人的欺凌与鄙视，但她从未屈服，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扛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
她性格坚韧，认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男尊女卑的观念在她心中根深蒂固，她盼望着甄家能有香火传承，为了这个目标，她可以付出一切。
大年初二，阳光洒在甄家的小院里，给一切都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奶奶精心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邀请亲家刘来家中做客。
饭桌上，热气腾腾的菜肴散发着诱人的香气，亲人们围坐在一起，欢声笑语回荡在空气中。奶奶看着亲家，眼中满是期待，她开门见山地对亲家刘提出了儿女在新年里结婚嫁娶的事宜。
奶奶微微扬起下巴，语气坚定地说：“亲家啊，现在新社会了，孩子们的婚姻大事虽说要新事新办，但热闹还是要的，要不然怎么叫喜事呢？你说是吧？”亲家刘是本乡北圩人，她微微皱起眉头，脸上露出一丝担忧。
她直言道：“两个孩子年龄都还不到十八岁，按新社会的规定，恐怕新政府不会同意发证的吧？”奶奶轻轻摆了摆手，眼神中透露出自信。
她说：“亲家，我家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当家的走得早，虽说新社会无人敢欺负我们，但儿子今年十七岁了，也该成家立业了。就按新社会的规定，也就差一岁，官家那边我去通融，你就放心吧。”
刘轻轻叹了口气，眼中满是不舍。她缓缓说道：“我一生一世就生这么个宝贝女儿，我舍不得，她太小。她哪能单独举家过日子呀！”奶奶连忙握住刘的手，眼中满是真诚。她说：“亲家放心，孩子过来我会当自己女儿一样看待的。”刘看着奶奶，心中的担忧稍稍缓解。她轻声说：“那就感谢亲家劳心了。”奶奶爽朗地笑了起来，说：“这是哪里的话，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嘛。”就这样，婚事在这温馨的氛围中敲定了。
新年刚过，甄家的小院里热闹非凡。祝凤兰请了小甄庄的亲朋好友，大家欢聚一堂，共同见证这喜庆的时刻。八抬大轿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耀眼，红色的绸缎随风飘扬，仿佛在诉说着幸福的故事。刘秀兰，也就是我的母亲，身穿红色的嫁衣，头戴凤冠，美丽动人。她的脸上洋溢着羞涩与幸福的笑容，在众人的祝福声中，被迎进了甄家的大门。
母亲是个温柔善良的女子。她虽然年纪轻轻，却有着一颗坚强的心。面对生活的种种困难，她从不抱怨，总是默默地承受着。她对奶奶孝顺，对丈夫成湖体贴，对孩子们更是充满了爱。她渴望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为了这个家，她愿意付出自己的一切。
婚后的日子平淡而幸福。第二年春天，家里添了人口，一个可爱的女婴诞生了。奶奶看着这个小生命，心中虽然有些失落，但还是为她取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名字——想男。
她希望这个孩子能带来好运，为甄家招来一个男孩。然而，命运似乎总是喜欢捉弄人。过了两年，第二个女儿落地，奶奶再次失望，但她依然没有放弃希望，为这个孩子取名招男。
招男两岁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降临了。由于照管不周，小孩误吃盐豆，引起肚子鼓胀。那时的医疗条件很差，药不对症，孩子在痛苦中挣扎着。
甄家上下心急如焚，四处求医问药，但却无能为力。最终，孩子不幸夭折。成湖和秀兰虽然年轻，但心中也难受不已。他们默默地流泪，将悲伤埋藏在心底。他们知道，生活还要继续，他们必须坚强起来。
成湖是个勤劳朴实的男人。他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努力地为家庭打拼。他疼爱妻子和孩子，面对生活的挫折，他从不气馁，总是积极地寻找解决办法。他对母亲孝顺，理解母亲的苦衷，也希望能满足母亲的愿望，为甄家延续香火。
到了 1956 年，迎男出生了。然而，命运再次给了甄家沉重的一击，连生三胎，结果都是女儿。对于成湖和秀兰两位年轻人来说，他们还能沉得住气。他们相信，只要努力生活，未来一定会更好。但是，对年近半百的祝凤兰奶奶来说，实在是难以忍受了。
她三十二岁就失去了丈夫，含辛茹苦地拉扯大儿子，撑起了甄家的门头。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她备受族人的欺凌与鄙视。她好不容易盼到儿子长大成人，又赶上了共产党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虽说男女平等，但千百年来男尊女卑的观念在她心中根深蒂固。她为了甄家的香火，为了对得起甄氏先人，付出了太多太多。如今，她看到儿媳连续生了三个女儿，心中十分焦急和恼怒。
奶奶独自坐在院子里，望着天空，心中充满了无奈和悲伤。她觉得自己这么多年的苦熬都白费了，对不起甄氏先人。
她的眼神中透露出坚定，她决定要为甄家的未来再努力一次。她把儿子成湖找来，脸色阴沉。成湖看着母亲，心中有些不安。奶奶指着儿媳妇秀兰，发飙道：“你这个不争气的肚子，怎么一个一个的全装来丫头片子，装错了也该装一个小子来呀！”成湖哀求着对母亲说：“妈！您怎么不讲理了，我们不想生个小子吗？您没看我给三个女儿都起了想男、招男、迎男的名字吗？”现在招男不幸走了，就算是换，也该换个小子回来了吧。好吧！那就等着换的小子来吧。”奶奶生气地说，“再不装小子来，就别叫我妈了！”说完，奶奶转身离去，留下成湖和秀兰站在那里，心中充满了无奈和压力。
说来也巧，第二年冬天，秀兰又怀孕了。这个消息如同春风一般，瞬间吹遍了整个小甄庄。奶奶听到这个消息后，心中燃起了一丝希望。
她三天两头求佛烧香，祈求老天爷开眼，给她送一个孙子。她每天早早地起床，来到寺庙里，虔诚地跪在佛像前，默默地祈祷着。她的眼神中充满了期待和渴望，仿佛在向佛祖诉说着自己的心愿。
奶奶还经常去看我母亲的肚子，看看这肚子与前面三次怀孕有什么不同。她仔细地观察着，心中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母亲更是求天拜地供菩萨，恨不得肚子里的孩子能与她对话，告诉她：“妈妈，放心！我是男孩，我是你的‘想、招、迎’盼的儿子。”母亲每天都会对着肚子说话，她轻轻地抚摸着肚子，眼中满是温柔和期待。她希望这个孩子能给甄家带来希望和幸福。
说来也神奇，就在母亲苦思冥想的时候，怀孕六个多月的孩子居然像田鸡一样叽里咕噜叫了起来。这可把母亲吓了一跳，她的心中充满了恐惧和不安。她跌跌撞撞地来找奶奶，脸色苍白。奶奶看着母亲，心中也十分紧张。她连忙安慰道：“别怕别怕，有声音是好事，让我听听怎么回事。”其实奶奶也很紧张，但她毕竟年纪大，经历的事情多，见识也广。她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午饭后，奶奶带着妈妈来到河口集街东头的医院，想请医生检查一下。然而，妇产科的高克霞医生去县里参加培训了，还要两三天才能回来。解放初期，各乡镇医院的医疗条件都很差，别说妇产科医生，就连普通医生都很少。当时妇女生孩子都是在家里由自家人接生，根本没有接生婆。
甚至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临到我自己结婚生孩子的时候，也还是有很多人是在家里自己生的呢。
医生不在也没办法，奶奶只好带着母亲到河口集街上去找黄祖传黄郎中。黄医生是一位中医先生，乡下人头疼脑热、疑难杂症都找他看。
虽然他不能药到病除，但也能让人安心。从医院到黄医生家不到五百米，他家住在河口集东西一条街的中间位置。奶奶让母亲在后面慢慢走，自己则疾步快走，生怕黄医生下午出诊碰不到。
奶奶心急如焚地走着，她的脚步急促而有力。她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尽快找到黄医生，为儿媳和未出生的孙子解决问题。她一边走一边回头看着母亲，眼中满是关切。
母亲则小心翼翼地走着，她的手轻轻地放在肚子上，感受着孩子的动静。她的心中充满了担忧和不安，不知道这个孩子到底怎么了。
奶奶终于来到了黄医生家，她气喘吁吁地说明情况。黄医生晃悠着脑袋，用手指推了推下滑的眼镜，慢吞吞地说：“本人行医几十年，走南闯北，看好了多少疑难杂症。还没有听过你说的这种情况，等马上人来，我先看看再说。”正说着，母亲挺着肚子赶到了。还真是时候，母亲的肚子又叽里咕噜响了起来，吓得黄医生都不敢近身。
母亲噙着眼泪说：“这一天要叫唤十来遍，让人不得安生。”黄医生用手按了按母亲的肚皮，煞有介事地说：“莫非不是小孩，而是条蛇不成？”母亲顿时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奶奶接着话题说：“黄医生哪，你不要吓唬小孩子（指我母亲）。
要真是条蛇那还好呢，这蛇不是土龙或小龙吗？能由龙变成人，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或者是个大人物。”然而，黄医生却严肃认真地对奶奶说：“我可不是乱说的呦，不是蛇也是个怪胎，不可能是个完美的小孩子。对不起，我没见过，也看不了，请你们另请高明吧。”另请高明？到哪里请？奶奶也懵了。
黄医生，年近六十，是当地远近有名的老中医，但他医道平庸，他的话让奶奶半信半疑。无奈之下，奶奶带着母亲从街东头走到街西头，准备回家商量着等医院的高克霞医生回来再说。
穿过集市时，奶奶抬头看见前面挂着一个算命断事的幌子。她拉着母亲走近摊位，还没开口，这位算命先生就用狡黠的眼神滴溜溜地打量着她们，透着几分算计。
他故作高深地站在母亲面前，装模作样地摆弄着一些道具，嘴里念念有词，仿佛真的能洞察天机。他一边故弄玄虚，一边盘算着如何从这孕妇身上捞到更多的钱财。
他的脸上露出贪婪的笑容，心里想着各种花言巧语来哄骗母亲和奶奶。
算命先生清了清嗓子，故意压低声音说：“我看了，这小孩子怀的真不是正常的小孩，可能是畸形儿，或许正是一条大蛇。也可能是胎位不正，挤压胎儿的头了，胎儿难受便要叫唤。”说着，他又摆弄着手中的道具，接着说：“不过也不用怕，按我的方法去做，吃一点我配制的方子。
每天坚持两个时辰，到时候一定能生出个胖小子。”听到这里，奶奶喜笑颜开，母亲也转涕为笑。母亲连声说：“只要孩子平安，我不怕苦，一定坚持按先生说的去做！”奶奶也说：“先生放心，不管怎么样，只要保证她们母子平安，生出胖孙子，我舍得钱。”
那时候没有今天这样的医疗条件，做个 B 超，查个胎位什么的。连听个胎心，测个婴儿发育状态等都很困难。奶奶明知算命先生是在打哐语，想用花言巧语多骗点钱财，但她也不揭穿。一是想借他的吉言安抚儿媳，二是眼下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三是这算命先生说的胎位不正，让母亲每天早晚做一些脆腿哈腰的动作有利于胎儿发育转位，这也符合医道。至于他开的方子能否治病，有待用过之后再说，反正不会有害。既然这样，就花点钱按照他说的去做吧。
从街上回来后，婆媳俩人仿佛被上帝解救出了苦海一样，欣喜若狂。尤其是母亲，心里总算是踏实了。此后的日子里，母亲每天早晚都按照算命先生示范的那样曲腿挺胸哈腰下跪，一直坚持到孩子临产的当天，其中的辛苦不言而喻。
日子一天天过去，母亲的肚子越来越大。她每天都在期待着孩子的降临，同时也在为孩子的健康担忧。她不知道这个孩子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也不知道孩子是否健康。她只能默默地祈祷着，希望一切都能顺利。
1958 年 5 月 8 日，农历戊戌年三月二十，这一天阳光格外明媚，炽热的光芒洒遍大地，仿佛为这个特殊的日子增添了一抹热烈的色彩。天空湛蓝如宝石，万里无云，微风轻拂，带来了清新的气息。空气中弥漫着花香和青草的芬芳，鸟儿欢快地歌唱，似乎在为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欢呼喝彩。树木郁郁葱葱，投下一片片清凉的树荫，仿佛在守护着这个幸福的时刻。
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里，小甄庄的人们早早地就起来了。大家都在为即将降生的婴儿而紧张地忙碌着。位于河口集街东南约两华里的小甄庄，八九户人家仿佛一个大家庭，每个人都在为这个新生命的到来贡献自己的力量。
户主是一位年近五十的中年妇女，要生产婴儿的是她的儿媳。这是她儿媳的第四个孩子。那时候医疗条件很差，也没有一个像样的接生婆，只是庄上的老人按照传统的接生方式，你一言我一语地出着点子。不过户主很有主见，特地到乡里请了一名能接生的高医生，让他登门助产。
这个高医生医道并不太高，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能请到他到门上也算是件给面子的事，钱当然也不会少花。主人家想，只要能保证孩子平安降生，大人平安生存，花点钱也算不了什么。
大家暗自担心的是，这高先生前年在邻村为一户殷实之家的媳妇接生，结果给这家人带来塌天之祸，大人孩子都丧了。想到这里，主人家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这个高医生是这里能请到的最好的医生了，总比没有请医生好吧。
生孩子是女人的事，男人是不靠边的，只有产妇的丈夫在外围做做事。当时的小甄庄只有八户人家，遇到这类事，庄上人就像一家人一样，所有的妇女都来到产妇的家中，各自出着自己的点子，为的是让大人孩子平安。
上午大约九时左右，孩子降生了，是个男孩，八九斤重的个头令主人喜出望外。那一刻，整个房间都充满了喜悦的气氛。产妇忘记了分娩过程的痛苦，露出了甜蜜的笑容。她看着这个小小的生命，心中充满了爱和幸福。孩子的父亲更是喜笑颜开，因为前三胎都是闺女。从今以后他有了儿子，怎能不喜出望外呢？中年主妇更是喜得合不拢嘴，往日一切不乐之事，一概抛到九霄云外了。从此以后，甄家有了传人，自己有了孙子了。
正在大家其乐融融之际，高医生割断脐带走了，这时一家人慌了手脚。眼看脐带就要缩到母亲的肚里，造成母子双亡的悲剧。据说高医生前年在邻村给人家造成母子双亡惨剧时也是这样引起的。怎么办？怎么好？一家人、一庄人眼看祸事就要临头，个个干急无法。
在这万分危急之时，前庄一位老太太拄着拐杖，急步而至。她就是甄家庄的亲戚金义章的母亲。老太太放下拐杖，一手捏着婴儿这头，一手捏着产妇这头，凭着她多年的经验，指挥着庄上人“拿一只鞋底来”、“拿一支红线来”，她麻利地处理着、指挥着……很快化险为夷了。
危险排除了，母子得救了。若干年后，孩子的父亲向他已成人立业的儿子讲起了这段往事时还不寒而栗。他只能告诉儿子：“救你母子性命的是邻庄金义章的母亲，叫什么名字我也记不起来了。”
这 个故事虽然鲜为人知，但它是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小甄庄的真实事情，这婴儿就是我甄皓。回忆起父亲告知我的这段往事，我深感父亲当年给我讲这段往事的用意之深。遗憾的是，当我今天想到它时，已是记忆模糊，说不清详情。
这个故事充满了波折与惊喜，也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坚韧与伟大。甄家的香火得以延续，新生命的诞生给整个家族带来了希望和喜悦。而在这背后，是亲人们的关爱与付出，是他们共同创造了这个美好的结局。
愿这个故事能让我们更加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无论是喜悦还是忧愁，都是生活赋予我们的独特体验。让我们怀揣着希望和勇气，去迎接人生的挑战，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从那以后，我便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有意义的事业中。我组织同学们开展各种活动，大家一起讨论、一起行动，为了心中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不断地成长和进步，更加坚定了自己加入党组织的决心。
我知道，这条信仰之路还很长，但我充满信心地向前迈进。我相信，只要我坚持不懈地努力，终有一天，我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学校依据各项安排成立了两支队伍，以不同的方式为推动一项重要的事业进行宣传与发动。
一支队伍是由全校的文艺骨干组成的宣传队，每个班级抽取了几位同学加入其中。我们班的惠玉兰等四名同学幸运地被选入了这支队伍。那个时候，我的思绪不禁飘回到了几年前，那时候的我还是一名红小兵演出队的成员，演唱着革命样板戏。我清晰地记得，自己曾经在《智取威虎山》中扮演过 203 首长少剑波，与扮演小常宝的饶韦玉同学同时受到表扬并获奖。我心想，她这次肯定是作为甲班的代表被抽进宣传队了吧。可惜的是，我们再也没有了同台表演的机会，因为我必须承担起另一个组的组长之责。这个组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学生农业学大寨课外活动小组”。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学生经常支援附近生产队的农业生产劳动，完成那些突击性的支农任务。
如此一来我便有了经常与社会上的大队干部、生产队长交往的机会。学校附近如果哪个生产队的生产任务忙不过来，只需到学校跟校长说一声，校长就会叫我带领几十人前去支援。其实，这些生产队干部在某种程度上是把我们当作劳动力来使用，学校对此也心知肚明。但是为了完成政治任务，也只好让我们三天两头地到生产队去支农。就这样，我成了突击队长。
那时的我，作为唯一的学生代表，参加了公社团委，成为了公社团委委员，这在河口乡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全公社所有的学生都知道我是他们的代表，因此，我经常会收到一些热血青年的来信。信中满是对我的赞扬，他们表示要向我学习。有些话现在看来可能有些夸张，但在当时，那却是激励我不断前进的动力。
随着社会活动的不断增加，我开始考虑发展与生产队周围人群的关系。我常常利用别人休息的时间，默默地为集体做事，帮助那些有困难的社员解决实际问题，并且不让别人知道。在那个时候，这被称为“无名英雄”。于是，在周围的生产队经常会出现做好事却不知道是谁做的现象。当然，没过多久，人们便会猜到是我带人干的，或者是我自己一个人所为。我的先进思想和行为受到了贫下中农的赞赏，一时间，我成了青年人看齐的标兵，行动的榜样。
我家所在的生产队，宗派思想比较严重。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矛盾双方都借着一些特殊的形势，抓住对方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无限上纲，无情揪斗，相互结怨。我的父亲作为普通社员被裹挟其中。而时至今日，一些对我父母有意见的人，从我身上找不到缺点，便经常将我和我的父母对立起来评价：“这个孩子特好，可他父亲私心太重。”这是他们常说的话。而我从不认为我父亲的私心比其他同辈人重在哪里，只不过我的父亲不如其他同辈人会见事而动、掩饰自己罢了。每当听到他们这样说的时候，我都会认为这是我们当时的家庭条件所逼出来的。如果不是这样，一家六个孩子不可能同时有五个读书；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姐妹兄弟六人就不可能体面地生活于人前人后；如果不是这样，家中恐怕难有隔夜之粮。所以，我虽然能接受人们的批评与指责，但更多的是理解和不平。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三年自然灾害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几乎所有与我同年的人，都能清晰地回忆起那段艰辛岁月里，常常三天两日无米下肚的困苦。
我的父母和姐妹们饱尝了这份痛苦，每当提及那个时期，她们便能忆起一幕幕凄惨场景，诉说一桩桩辛酸往事。而我，虽同样经历了那个年代，却因在家庭中的特殊地位和身份，极少被饥饿煎熬。
这是父母的偏爱以及同胞姐妹们省吃俭让给予我的幸运。也正因如此，我不但没有因生在那个无奈艰辛的年代而瘦弱，反而超出常人般健壮成长。
五岁那年，我便有着人家七八岁孩子的个头，当然，见识却仍是五岁孩子的水平。
童年的往事，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在我记忆的长河中散发着独特光芒。那时的我，充满好奇心与冒险精神，整天不安分地闹着要做大人的事。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家中大人们每日都为生计忙碌，确实抽不开人手专门照顾我。父亲对母亲提议道：“与其整天让一个人看着，不如让他跟着大孩子放猪，既为大人消点肩，又满足他贪玩、好皮的愿望。”
母亲微微皱起眉头，心中虽有担忧，但也觉得这或许是个办法。于是，五岁的我便和其他人家的孩子一道去放猪。家里有五头猪，邻居大奶奶家还有一头。每天早饭后，我就把这些猪撵到庄后的永丰河埂上。
那是一条宽广横贯东西的千米长堤，堤上绿草如茵，河水源自泗洲湖，终年流淌不息。
我小小的身影在猪群中穿梭，仿佛自己也成了一个小大人。在一群孩子中，我总是格外引人注目。
总有人指着我小声说：“就是这个孩子，才五岁放六头猪，从不要大人烦神。”听到这些夸奖，我心中满是自豪。
我越是被夸奖，就越是逞能好强，天天如此。不像其他孩子，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让大人烦心，经常把猪丢了，或将猪看不好，吃了别人家的庄稼，遭到他人上门谩骂。
所以父母越发夸奖我，邻居大奶奶也以每天早晨一个鸭蛋为酬劳作为奖励，天天如此，从不间断。
然而，外面的人只看到了现象和表面，家里人才知道我是个多么不安分、让人不省心的孩子。自从去放猪后，我经常湿着衣服回来。
父母问我怎么回事，我总是支支吾吾，说不清楚。后来，为了弄清情况，母亲叫二姐在背后注意看着我究竟是怎么回事。
几天后，姐姐告诉母亲：“弟弟在放猪时，经常骑在猪身上逢水过河，跟在猪后面跑，不管水有多深，他都不怕，经常被猪抛在河水里，有时淹在水里，喝了一肚子水，别的孩子才将他拉上岸来。”母亲听了这些情况，再问别人家的孩子，证实了全是真的。她的脸色变得十分凝重，心中充满担忧。她决定再也不让我放猪了。
这下子，我一个孩子呆在家里，又没有别的孩子玩，十分孤独。不到两天，我就哭闹着要继续放猪，并保证不再跟在猪后面逢水过河了。
母亲经不住我缠闹，只好同意我的要求，但有了一个附加条件，就是再湿着衣服回来，再听别的孩子说骑在猪身上，就要挨打罚站或罚跪。
我答应了这些条件，第二天就继续和其他孩子去放猪。其实，我只是想和其他孩子闹着玩。
为了保证衣服不湿回家，我一到永丰河埂上，就将全身衣服脱光，放在自己在堆坡掏的一个洞里，光着身子。
这样再跟着猪过河，衣服就不会潮了。每天回去，母亲就非常开心，并夸我乖，听大人的话。可是，好景不长。不几天，我得罪了别人家的孩子，这些孩子把我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父母。
母亲气得掉眼泪，实际上，更主要的是担心害怕，怕我掉到水里被淹死。
我还没有到家，母亲就拿着桶钩系（是抬水用的绳钩）站在门口。
我看架势就知道有人告密了，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恐惧。母亲气愤地抽着桶钩系，狠狠地打在我的身上：“我让你骗大人，打死你也不能让你淹死。”
老姑姑在一旁看得实在不忍心，夺下母亲手中的桶钩系，让我站起来，保证以后不再犯了。
我哭着说，是别的孩子瞎说的。母亲根本不相信我的解释，只是说以后你就呆在家里，猪由你二姐放。
这样一来，我有好长时间不能出去和别的孩子玩，在家里哄妹妹和弟弟。由二姐替代我去放猪。
后来，老姑姑想了一个办法，她用棉花捻成粗线并股后织成了一件合身的棉线背心，加在我的身上，没有大人帮忙就脱不下来。
这样衣服再湿了，回来挨打罚站不屈，实际上是想出办法来让我听话，不要跟着猪逢水过河被淹死。母亲夸老姑姑这个办法好，就又让我和二姐一起去放猪玩。
听二姐后来讲，我那时非常倔强，很不听父母的话，叫不过河涉水，我偏不信。每次要下河里撵猪，二姐拽都拽不住，姐弟俩经常为此吵架。当然二姐老是吃败仗，也不敢告诉父母。
后来，二姐为了既不得罪我（主要怕我和她打仗，还怕我被父母打），又不让母亲知道我下过河里，每次只要来得及都帮着我脱掉背心，等我在水里上来，再穿上背心。
有时来不及，穿着背心下水，上岸后背心潮了，二姐气得哭起来：“怎么好，马上就要回家，你的衣服是潮的，肯定又要挨打，我又要陪你挨骂。”我顽皮地说，不关你事，母亲要打我，我就说是不小心掉到水里的。
姐姐大一点，她知道这样的鬼话哪能骗得过父母。就让我将衣服脱下来，姐弟俩一人拽着一头，各自向相反的方向将衣服绞成麻花，水直往下淌。再后来，各自往后像拔河一样。
这样一放开来，抖一抖，再穿上身捂一捂，还没有到家全干了。母亲一点也发觉不了。自那以后，我和二姐经常这样合作，没有一次被母亲发现。可惜的是，小背心很快就被整破了。
母亲无奈地说：“这孩子，真是身上长牙了。”当然，她关心的是我有没有下河，衣服破了可以叫老姑姑再打一件，儿子掉下水淹死了就没法再活了。
我就这样顽皮、淘气，害的父母整天提心吊胆，也使其他姐妹担惊受怕。总算上帝保佑，我没有掉在水里淹死。
记得有一次，又和二姐一同出去放猪。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微风轻轻拂过草地，猪群在河边悠闲地吃草。
我看到一头肥猪，心中突然涌起一股冲动，想要骑上去。我刚要骑上去，那猪却突然掉过头来，在我的大腿上咬了一口。腿上顿时挂下一块肉来，血流如注。
我疼得大哭起来，二姐吓得脸色苍白。她急忙脱下自己的衣服，扎住我的腿，驮着我直奔家跑。我哭叫不止，心中充满了恐惧和疼痛。
母亲听到我们的哭声，急忙跑了出来。她看到我的伤势，立即用香炉里的灰按上，包扎好。大约有二十天时间，我不能行走，整天由二姐驮着。那段日子里，我心中充满了懊悔。
好了以后，我的腿上有了一个深深的疤痕，几十年过去了，至今仍在腿上，想必它将伴随我终身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放猪了。
童年的这段经历，虽然充满了冒险和挫折，但也让我学会了成长。我明白了父母的担忧和关爱，也懂得了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些曾经的顽皮和淘气，都成为了我人生中宝贵的回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1964 年的九月，秋阳暖暖，微风轻柔地拂过大地。还未满七岁的我，在父亲的带领下，满怀着好奇走向甄家庵学校，准备报名读书。那时的我，心里有着别样的念头，觉得应该先让大姐和二姐去读书，我排行老三，总觉得她们上学了我才能去。父母拗不过我的执拗，在我的坚持下，大姐陪着我一同去报名上学。可惜大姐只读了一学期，就因为家里实在需要她帮忙，无奈辍学了。
而我呢，在一、二年级的时候，根本不是去读书，纯粹是去学校玩耍。崭新的书本被我在书包里折成小卷卷，成了一堆废纸。真正开始认真上学读书，是从 1966 年 9 又重新读二年级开始。
然而，命运却好似故意捉弄人。就在我满心期待开启真正的读书之旅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如狂风暴雨般席卷而来。学校的秩序被彻底打乱，我和其他小朋友一样，继续重读二年级，而且基本上不再上课。
去学校也只是协助高年级学生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那时的我才九岁，只能当一个小小的帮手，而那些大孩子则仿佛有着更大的权力。
那时的局面混乱至极。明明知道年龄不符合要求，我们这些二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却被一种莫名的力量聚集起来，游行到公社所在地的办公室门外。
我们大声呼喊着口号：“我们要改变！我们要前进！我们要去寻找新的方向！”公社领导面对我们这群孩子也很无奈，等我们呼喊一阵子口号后，来了一个姓唐的秘书。
他神情严肃地说道：“我们对小将们的热情表示支持，然而，你们目前还不适合外出或者进行大规模的行动。现在期望小将们就在本地做出努力。”
说完这些话，我们再呼喊几句口号，便又返回了学校。就这样反复折腾，没有尽头。
老师整日浑浑噩噩，学生也是懵懵懂懂。
老师讲课无需备课，学生上学不用考试。一个学期过去，除了发放两册奇怪的文选，竟然连课本都没有。
大好的时光就这样无端地流逝了，那灿烂的朝霞与红日仿佛也失去了滋润普照的机会。
我家紧邻河口集街，每天都能看到有人在街上游行，呼喊口号。
街上所有面向街道的墙壁上都张贴着各种纸张，仿佛一张张呐喊的嘴，诉说着那个特殊时代的故事。
起初张贴的是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语，之后变成了一些更加让人困惑的标语。那时的我年纪小，不明白这些标语的含义，还是通过老师的讲解才知道被打倒的那些人是走错误道路的人。
我每天跟在大孩子身后胡乱喊着口号，根本不用去学校上课。
课堂上，老师只管讲述，学生听不听他也不管。课堂上的人数不固定，不点名，也不过问谁迟到早退。
有时候有三十人，有时候二十人，最少的时候只有寥寥几个人在听课。
反正上不上课全由学生们自己决定。在课堂上如果有学生觉得老师讲的内容不符合要求，就立刻振臂高呼口号，所有学生都会跟着一起呼喊。
老师会停下来，等口号呼喊结束，可以接着讲，也可以讲口号的内容，或者回答学生的问题。反正“师生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就这样，一天又一天，一个学期很快就过去了。升学不是不考试就是开卷考试，老师甚至会把试卷答案写在黑板上。
还会加上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考不起来，抄一遍也是好的。”
当时我从内心深处真切地感受到，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关心、了解并且爱护我们这些学生。
有时候，我们也会协助大班学生张贴纸张，一个学期就这样过去了。
到了下学期，情形有了新变化。原先教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整天挂着一块用黑板做成的牌子，站在通往学校门口的大路上，由两个戴着红袖章的学生押着。
牌子上写着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话语。那两个学生臂带红袖章，手持木棍，双目炯炯有神，不时地按下老师的头，让他“老实点，向同学们低头认罪”。
我满心疑惑，询问比我高两年级的同学秦保华、吴作祥：“为什么要让老师挂着牌子？低着头？有时还要跪下来向学生请罪？”他们告诉我，老师是追随错误方向的人。
我实在难以理解，错误的方向远在天边，老师成天和我们在一起，他要是晚上去追随错误方向，早上也根本赶不回来给我们上课啊。
当我还想再追问个究竟时，大班的学生说：小孩子不懂就别问那么多，反正知道他是错误方向的“追随者”就行了。
不到一个星期，学校所有的墙壁上都贴上了各种让人困惑的纸张。
一些老师一夜之间都变成了错误路线的代表，成了错误方向的“追随者”。
我自幼就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常常愣头愣脑地问六年级学生，怎么突然间学校就有这么多坏人呢？有的大孩子不耐烦了，就不让我跟着他们。
过了没几天，街上又贴出了打倒一批人的纸张。
这些被纸张打倒的人分别是一些重要岗位的负责人。他们家的子女，不少都是在中学读书的学生，这些学生看到自己的父母都被打倒了，一个个都躲在家里不敢上学了。
我们同班的几位同学，刘素珍是中学校长的女儿，张勇平是重要岗位负责人的儿子，郑亚萍是税务所所长女儿，李奇连是公安派出所长的儿子。
前几天，她们还和我们一起跟着大班的学生喊口号，可今天就成了执行错误教育路线的“坏孩子”。
往日我们这些普通家庭子女想和她们一起玩，她们都爱理不理的。现在她们家被贴满了纸张，这些“坏孩子”在我们面前也抬不起头来了。
现在终于轮到我们扬眉吐气的时候了。
反正河口街就那么大，这些被打倒的人的子女，经常能碰到。她们不像以前那样神气了，也没有权力帮大年级的学生贴纸张，只有我们这些普通家庭子女才有资格跟着学生去贴纸张。
不过时间不长，这些被打倒的人的子女也开始投身“改变”队伍了。她们一个个都表示要和自己的父母划清界限，回到正确的方向这边来，和自己的父母决裂，当积极向上的学生。
这样一来，我们这些普通家庭子女还是欢迎她们的。
学校的学生头头们让这些孩子主动写批判稿纸张贴在街上，大胆地揭发他们的父母是怎样执行错误路线，与普通家庭作对的，又是怎样反对正确方向的。
李素霞的哥哥是六年级学生，他带头贴出一张揭发他父亲的纸张，说他父亲经常在他们面前鼓吹错误教育路线，企图毒害他们。
他代表她们家姊妹四人，坚决和他父亲划清界限，做积极向上的学生，坚决和他父亲这个走错误道路的校长作斗争。
他还详细说出李校长如何压着学生读书，不让学生进行积极的活动等等具体问题。
在他的带动下，所有的干部子女都写了类似的纸张，一个个都回到了正确的方向中来，学校的“改变”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那个特殊的时期，学校里弥漫着一种紧张而又混乱的气氛。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教室里，却无法驱散那股压抑的气息。同学们的脸上写满了迷茫和困惑，不知道未来会走向何方。
我常常站在教室的角落里，看着窗外的世界，心中充满了疑问。为什么一切都变得如此混乱？为什么老师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认真教学？为什么同学们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如此复杂？
每天上学，我都要经过那条贴满纸张的街道。那些纸张上的话语仿佛在诉说着一个个故事，却又让人难以理解。我有时会停下脚步，仔细地看着那些纸张，试图从中找到一些答案。但往往只是让自己更加困惑。
在学校里，老师们的状态也让我感到担忧。他们不再充满激情地讲课，而是机械地重复着一些话语。有的老师甚至眼神空洞，仿佛失去了灵魂。我想，他们一定也很无奈吧。
而同学们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以前那些高高在上的干部子女们，现在变得小心翼翼，生怕惹出什么麻烦。而我们这些普通家庭的孩子，则在这场变故中找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自信。但这种自信中又夹杂着一丝不安，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这种变化会带来什么后果。
有一天，我看到老师被押着站在学校门口。他的脸上满是疲惫和无奈，眼神中透露出一种绝望。我心里一阵难过，曾经那个和蔼可亲的老师怎么会变成这样？我想上去和他说句话，但又不敢。我只能默默地看着他，心中充满了同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校里的“改变”运动似乎越来越激烈。同学们纷纷写起了批判稿，揭发自己的父母或者老师。我看着那些纸张上的话语，心中充满了矛盾。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对是错，也不知道这场运动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逐渐成长起来。我开始学会思考，学会观察周围的世界。我不再盲目地跟随着大孩子们喊口号，而是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世界。
终于，有一天，学校里的气氛开始有了一些变化。老师们重新开始认真教学，同学们也不再那么混乱。那些贴满街道的纸张也逐渐被清理掉，仿佛一场噩梦终于结束了。
我松了一口气，心中充满了期待。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但我相信，只要我们努力，一定能够走出这段黑暗的时期，迎来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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